[[xxiii]]在权利社会化向权利生态化转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的保护，也即对生态权利的保护，是未来宪法的中心任务和重要特征。
相较于明确认定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长久以来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判断显得含蓄得多，而且十分隐晦。[22] 第二，在制宪过程中，从宪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关系谈违宪问题。
[32]《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91、193页。有的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对提请任命的人选未予批准竟受到指责，等等。[89]参见彭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0)，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0—1991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许其勇：必须保卫刑法：从《刑法修正案(八)》看刑法修改权问题，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319页。第二，关于违宪的范围，彭真进行了广义的界定，并未明确区分违宪与违法，而是根据违反宪法的程度不同，在宪法监督工作中进行了初步的分工，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只监督重大违宪。
[7]参见胡建淼：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第5-24页。[75]参见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40-46页。[18]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正如彭真在1989年5月强调：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91]陈丕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88)，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8—1989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事实上，这种反思一直持续到了八二宪法通过之后。[82]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对于存在违宪嫌疑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用不成熟不妥不适当等方式替代违宪的宪法判断，或者用文字性修改回避实质的宪法判断。
[73]参见邢斌文，见前注[70]，第98-103页。这表现在：首先，违宪与违法认定结果的绑定，意味着宪法规范极少有独立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从公开的文献来看，彭真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违宪概念进行了论述： 第一，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来认识违宪概念。邢斌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反右前夕，《人民文学》曾发表了一篇名为话说‘违宪的短评，提出思想上的讨论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动辄以违宪为由定性人民内部问题、打压讨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3]但是从逆向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违宪终究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关于违宪的内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始终没有深入探讨并得出清晰的答案。
参见刘松山：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需要研究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9-32页。八二宪法生效后，彭真没有公开质疑过宪法文本的适当性。在外国的宪法实践中，基于不同的道德立场和宪法解释方法，宪法审查机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制度或立法的合宪性作出大相径庭的判断的例子并不罕见。[1]而随着宪法解释学的发展和比例原则作为合宪性审查工具的引进，近年来呈现井喷之势的合宪性审查研究也不断彰显着从知识译介、沙盘推演迈向本土实践的雄心。
例如，我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虽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定为合宪，[89]但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合宪性就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要求。[50]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3年第2期，第305页。
[74]其次，对于已经生效的法律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分配的宪法问题也不构成违宪。第三，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表述违宪。
从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定的违宪现象分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具体行为违宪、规范性文件违宪、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违宪三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运用较为简单的文义解释方法即作出了与宪法法律规定有抵触、不符合的结论，虽然没有使用违宪的表述，但对于判断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起草五四宪法的过程中曾提到：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64]参见赵威：忆法规规章备案制度的创建，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法苑春秋：国务院法制办老干部回忆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15年版，第277-278页。反过来说，如果能够依据法律解决问题，直接适用宪法的必要性就小多了，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违宪这一概念了。一方面，彭真在制宪时注意到了宪法条款之间可能存在的抵牾，尽力保持宪法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
实践中的一些宪法争议虽然不是违宪的，但合宪的宪法判断也不排除法律完善的必要性。第三，关于违宪的具体内涵，彭真以宪法文本为标准进行判断。
另一方面，需要承认违宪概念对我国宪法实践存在积极的潜在影响。1987年初，针对社会上存在较为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出： 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滋长、蔓延，极少数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即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定有关法律或者行为合宪，相关法律或行为也可能存在违宪因素和修改完善的空间。[15]1981年10月，彭真再次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由于没有执行宪法的规定。
[43]对这些违宪违法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进行调查，纠正违法行为，宣布相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选举无效，督促有关部门撤销违法的任命决定，依法补办相关手续。[72]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重大的体制问题和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能在适当的时机将其废止或修改，但不会以违宪为由否定其历史作用，从前不会，今后也可能不会。[92]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编者序第2页第三，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表述违宪。
在起草八二宪法的过程中，彭真就多次提到文化大革命与违宪的关系。第二，特定的规范性文件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那么，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过程中，对违宪的界定就应当根据经验作出制度性安排，将一些宪法争议排除出合宪性审查的辐射范围，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资源，减少合宪性审查的阻力。[55] 从上面的表述来看，第三种违宪现象与前两类违宪现象不同之处表现在：首先，违宪的主体不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而是特定的个人和社会群体，这类违宪现象不是公权力与宪法的冲突，而是某些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挑战了宪法的政治基础。
在特定情况下，违宪作为政治话语，意味着特定现象与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冲突。从这些经验中至少可以得出的观点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践中，违宪作为一种评价结果，其公开适用的范围也是存在界限的。
在实定法意义上，宪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是特定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重要的正当性来源。违宪与否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判断大是大非的根本标准。五、结语 从我国的宪法实践来看，违宪的概念还在规范解释层面还远远没有成熟，但承认违宪现象和违宪风险的存在，并试图避免和纠正违宪现象的意识，从现行宪法制定之时，就存在于制宪者的认知之中。随着合宪性解释研究的兴起与合宪性推定作为一种宪法方法论在中国宪法学界的推广，[2]过去中国宪法学界轻言违宪的状况大有改观。
[16]1982年11月，彭真在谈到宪法的宣传问题时，更是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经验视为制定宪法的重要依据，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现在的宪法、刑法。[55]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年第2期，第307页。
[60]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49]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总结五年来的监督工作时，也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法规备案审查中发现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问题，及时与制定机关加强沟通、提出意见，督促自行修改或废止。
但是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国务院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要求规章向国务院备案缺乏直接的上位法依据。例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之前，曾有意见认为授予深圳地方立法权违宪，万里指示请专家研究这一问题，最后根据《宪法》论证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这个权力。
